其实三博医院肿瘤科的骨肉瘤患者也有一定的数量，但是不是很多，有些在进行保守治疗，但大多数在骨科做手术。
这些患者需要经过挑选后符合一定的条件，然后患者和家属均同意，这样才能参与实验。患者年龄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一般6岁到25岁最佳，必须是晚期而且已经出现转移，但是整体身体条件还不能太差，必须能抗住实验。
骨科和肿瘤科经过精挑细选之后，发现已经没有能够适合实验的患者，要么不符合条件，要么患者或家属不同意，毕竟是做实验，而且还是一种新的病毒疗法，很多家属听后望而却步。
为了保证参与实验的人不是受金钱的吸引，在事前不会告知他们存在大额补偿，这样防止一些家属，尤其未成年人的家属为了钱报名参加实验。
因为跟他们沟通的时候，介绍的补偿非常少，这是按国内一些临床实验的惯例报出的补偿，实际上杨平已经准备了每个志愿者一百万人民币的补偿标准，如出现其它意外情况，补偿金额翻倍。但是这个实际补偿标准现在不能和家属说，这也是导致吸引力不够的原因。
为了凑齐实验所需要的患者，夏院长与南都医大肿瘤医院联系，这所医院是肿瘤专科医院，有专门的骨与软组织肿瘤病区，所以病人数量非常多，而且它的骨与软组织肿瘤病区是中国第二大骨肿瘤医疗中心，在整个亚洲也是排名靠前的。
毕竟这次实验在伦理上不符合规范，所以夏院长也比较低调，没有惊动苏校长，而是选择直接与对方的院长商量，并且要求双方保密。
南都医大肿瘤医院听说是杨平的实验，配合非常积极，那边因为病源多，当场一口气给挑选了十个合格的病例送过来。
杨平看了这些患者的资料，大多是一些十几岁的未成年的孩子，骨肉瘤的发病率很低，每年百万人中4-5人发病，最常发生在10到20岁，所以这些病例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也不足为奇。
看完资料，杨平也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，实验虽然存在很多不可控风险，但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，杨平尽量做到不出差错。
在住院之前，杨平亲自一个一个与他们的家属谈话，这些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家属大多是已经四处奔波穷尽家财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他们听说可以参加实验免费得到治疗，反应非常积极，不管效果怎么样，也算是多了一种新的选择。
这些患者的家属来自不同的职业和阶层，有律师，有私人企业主，有农民，有公司职员等等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，经济压力很大。其中一位私人企业主也不堪重负，因为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听到哪里有好方法，不管真假反正去试试，美国欧洲也去过，花费已经差不多上亿。为了孩子治病，他也是耽误很多时间，公司经营不好，连年亏损，他现在也是不堪重负，负债累累。
有一个孩子的家属是律师，经济收入本来不错，算是标准的中产，这些年也叫苦连连，手术做了几次，各种治疗也都尝试过，现在已经毫无办法。听说这边需要实验志愿者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，他毫不犹豫的报名，幸运地是他的孩子符合实验标准。
“王先生，你看看这几份之情同意书，没什么意见就签字吧，签完字就可以把孩子带来住院检查，等待实验。”
在这些家属里，这位姓王的律师最通情达理，整个过程他都在感激杨平给他孩子这么好的机会。
“不用看了，我们全知晓并同意，我签字就是。”王律师面容憔悴。
“你还是看看吧，看清楚后再签字。”杨平知道他是怕不好意思。
经杨平这么说，王律师开始拿起这些知情同意书，一份一份地看，作为律师，他没有比别人看得更仔细，反而是大致浏览一遍。
当他看到作为参与实验的志愿者，有足足一百万的科研补偿金，以为看花了眼，没错，就是一百万。
当然大家参加实验都不是冲着钱来的，而是真的为孩子争取一线希望。
“杨教授，科研补偿金有一百多万？如果有什么意外还会翻倍？这是不是太多了点，其实你不用这样的，你搞科研也是为了治病救人，我们理应配合，在拿这么多钱多不好意思，说实话，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，而是想给孩子一个机会。”王律师情真意切。
杨平告诉他：“实验有一定风险，你们有这个觉悟，对我们的实验帮助很大，我们理应给予一定的补偿。”
“好吧。”王律师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其它家属，大多数经过沟通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都签字了。只有一个家属看了条款后说好好考虑一下，说孩子毕竟已经到这个地步，他要考虑一下还是不是需要这样折腾，这个家长姓赵，是一个小包工头，这些年日子也过得苦。
说实验是折腾，这话不是很好听，但杨平不是很在意，这些家长心理上都经历长时间的磨难，确实非常害怕折腾，怕孩子再受苦。
不过这个家长犹豫再三，与杨平谈了足足五次话最后才签字，也是谈话时间最长的，谈话次数最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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